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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车轮下的安全，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数据锁定根源在于用户与平台技术力量的不平等，消除数据锁定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以国家权力在用户与平台的互动关系中为用户赋权，以保护弱者、制衡强权，故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这极大地限制了用户在数字市场的选择自由。

此外，欧盟委员会可以根据企业营业额、市值、用户数量等作出推定。这一制度模式也被誉为开启了未来数据立法的新范式。故而欧盟将数据可携带权的实施寄希望于未来技术发展和平台壁垒的消除。来源：《知识产权》2022年第7期。除了承载人格信息外，用户数据兼具财产价值。

一般认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成立应满足存在竞争关系、损害竞争者的合法权益、行为违反诚信原则或公认的商业道德三个要件。在1983年德国人口普查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阐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和第2条第1款中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内涵，最早确认信息自决权为一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但即便是在婚姻法领域，婚姻法实践也蜕变为检验敌我矛盾的场所。

对社会危害性的强调会使犯罪论蜕化为直接运用社会危害性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过程（邹兵建，2015），难以实现以犯罪构成理论出罪的功能。为了避免刑事政策直接进入刑法所带来的冲击，有学者借助宪法学中的宏大概念、法律原则来润滑这种贯通，使得跨越李斯特鸿沟成为一场法学内部的对话，以保证刑法的封闭性，实现政治与法律的二分。（贝卡利亚，2005）换句话说，罪刑法定是符合近代西方基本价值的法律的要求。但是，四个要件之间并没有层级关系，在这种平面型的犯罪认定体系中，为了实现专政与打击犯罪的要求，很容易会突出实质判断而忽略形式上的限定——一旦确定了某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其他的构成要件几乎无法实现去罪的可能。

追求结果公平的政府势必会超越最小政府的限度，过度的政府权力会导致腐败，最终沦为暴虐的来源。但是在公民-社会-国家的框架中，公民个人的诉求成为政治的基石，抽象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

刑法学界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其实并非法学界的个案，而是与整个知识界的思想状态一致的。法律之所以能够成为束缚公民，对公民施加刑罚的理由，主要因为法律是公意的体现，以法律限制人的自由、剥夺人的权利是具有正当性的。陈兴良、周光权、付立庆、车浩，2017，《对话：刑法阶层理论的中国司法前景》，载《中国应用法学》第4期。在写作和后续的修改过程中，得到了邹兵建、李波、李强、赵希、方军、车浩等师友的帮助。

参见劳东燕：《刑法中的学派之争与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以美国为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共识远大于分歧，所以迪昂才会说两者提供给美国人民的政治议题是一系列虚假选择，两党都没有给民众提供自由主义之外的选择，失败的意识形态下的党派之争无法掩饰它们同为自由主义的不同子嗣的事实。刑法教义学假定法规范本身具有正当性，以价值无涉的立场反对道德、政治等内容混入刑法的科学化研究之中（陈兴良，2005），隔断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联成为刑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这种奇怪的组合的出发点在于，要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

第三，行为人只有在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形下实施上述行为才具有可责性，在有责性判断阶段，主要是将意外事件、不可抗力、无责任能力、欠缺违法性认识、期待不可能等情形排除在外。唯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做到兼容并包，更好地实现法学知识转型，也才能够回应彻底去苏俄化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成了另一种选择。这种学术思潮对中国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改变了共和国前三十年间法学界以苏联为师的进路。

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区别构成了刑法学经典命题李斯特鸿沟，其最初的含义是要在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构建一道栅栏，防止刑事政策侵入刑法的领地，保持刑法本身的封闭性，以此维护刑法的谦抑性。（毛泽东，1966：14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第八条规定所有国民都要尽到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但是只有人民享有政治和社会权利（《共同纲领》第四条、第五条），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应该被剥夺，一般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在必要时候可以剥夺。刘颖，2011，《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苏联法在中国（1949—1958）》，北京：法律出版社。如美国宪政是由建国、重建和新政三种传统共同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要在上述三种传统之间进行代际综合（阿克曼，2013a）。（刘复之，2000）国家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即便在某些犯罪行为中，没有直接的受害人，社会危害性理论也会构建出抽象的公共秩序、国家利益、人民福祉，以此作为界定犯罪与否的标准。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的确立离不开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理论，贝卡利亚的这一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为共识。

刑法学界敏锐提出的知识转型命题（陈兴良，2012a，2012b），可以成为我们透视整个法学研究状况的切入点。（陈兴良，2000，2006b） 为了更好地清除实质化犯罪理论的影响，需要改造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判定分解为形式化的构成要件、法律化的违法与实质上的罪责，由此构建起阶层论的犯罪构成理论。

如在当时的离婚案件裁判中，提出离婚的一方经常被认为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腐蚀。但是对于类推应当是很谨慎的，并且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种以宪法为基点所建造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桥梁，既可以限制刑罚权的恣意与扩张，又能够维持刑法本身的开放性，借由一个具有宪法关联性、兼具法律解释和立法批判功能的法益概念，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区隔得以贯通。（周光权，2004：11） 苏、中两国的刑法都将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犯罪的核心。

（三）驯化政策的刑法教义学 刑法教义学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与国别没有直接关系，德日刑法学、英美刑法学可以有教义学方法，苏联刑法学也有自己的教义学。相比于学术化、规范化的含蓄表达，或许直接表明其自由主义视野更能显示学术上朴素的真诚（王钢，2015），也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双方的争议所在，更能够呈现其背后的宏大背景。就另一些案件而言，可能相反。这一受到19世纪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说体系固然能够实现罪刑法定、刑法的谦抑性等价值，但是全面拒斥价值判断却是不务实的态度。

（罗克辛，2011）完全排斥价值判断的刑法教义学乃是古典犯罪论体系的特色所在，罗克辛将刑事政策引入刑法，打通了刑法与刑事政策的界分。然而，从严打到宽严相济，这更多是政治立场的转变，难以保证严打之类的情况不再出现。

在革命法制中，打击犯罪是刑法的第一要务，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定罪量刑当然不能被形式化的法律条文束缚，不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就放纵坏人。在借鉴自德日的刑法教义学思维方法中，政治性考量被清除出去，刑法学学者试图建立的是与刑法条文互相缠绕、以司法适用为核心的刑法教义学。

（车浩，2017）在这种线性解读中，从中国或者说苏俄刑法学到德日刑法学的知识转型被理解为自然而然的成长，其厚度与深度被淡化乃至忘却。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陈兴良，1996，《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载《法学研究》第2期。苏俄《刑法法典》第六条规定：凡以反对苏维埃国家机构或破坏由工农政权所建立步向共产主义机构过渡时期之法定秩序之一切作为与不作为，一概认为危害社会行为。而对后半段的消极罪刑法定则不应该采取实质化的思路，即不能对那些不在刑法规定之中的行为予以入罪——即便具有社会危害性。按照学术界惯例，文责自负。

在这种理解中，苏联法学带来了片面化、教条化等深刻的消极影响（唐永春，2002），而法学知识去苏俄化则可以将法学从政治的藩篱中解救出来，走向学术的中立、客观、科学、专业。［意］简玛利亚·阿雅尼、魏磊杰（编），2011，《转型时期的法律变革与法律文化——后苏联国家法律移植的审视》，魏磊杰、彭小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⑩之所以要强调一下罪刑法定，主要是为了实现拨乱反正，需要借助罪刑法定来恢复法律秩序。法学研究中开始出现知识的更新换代，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经济规律、重视立法的言论搜集起来结集出版。

这种知识转型不仅关乎学术和逻辑，还涉及历史，更是政治问题，去苏俄化是世界局势变化的附随结果，与美国化、西方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强世功，2009，《惩罚与法治：当代法治的兴起（1976～1981）》，北京：法律出版社。